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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水在秋收起义中的历史地位

时间:2013-08-25 17:39 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师职 作者:樊 昊 阅读:
  内容提要:修水是秋收起义主力军的聚集地和出发地;修水是我军第一面军旗的诞生地;修水是秋收起义军事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活动地。
  
  80年前,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开创了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秋收起义是从修水、铜鼓、安源三个地区爆发的。现在,三个地区都在纪念它,有的修了纪念馆,有的修了纪念广场。应该说这三个地区都是起义的爆发地,人民都曾为秋收起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秋收起义中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秋收起义的革命精神是无形的历史遗产,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永远学习、纪念它。下面我就修水在秋收起义中的历史地位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修水是秋收起义主力军的聚集地和出发地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动起义夺取政权致湖南省委信,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湘南特委指挥,并指定毛泽东为特委书记,特委受湘省委指挥。①
  
  8月18日,毛泽东参加湖南省委会议,在研究秋收暴动时,再次强调“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以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②
  
  秋收暴动的武装力量从哪里来?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实际已经不可能了。但就在这时有几支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武装力量,滞留在湘赣边界上。正好为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准备了军事力量。这就是在修水、铜鼓一带的由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军约三百枪枝,由苏先骏率领的浏阳工农义勇队约七百枪,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约一千三百枪。在“安源已有五百左右徒手工人群众组织,王新亚从永新带来农民自卫军一百左右枪枝,安源矿警队有枪枝约五百,但矿警队内面还有几个反动军官必须解决”。
  
  上述武装力量中,国民政府警卫团是主力,人数多、武器装备好、战斗力较强。据陈士榘回忆“全团有20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江西安源煤矿和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及湘赣两省农民运动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何长工、熊寿祺、何挺颖、宛希先、陈毅安、刘炎、欧阳建人、胡炳田、沈联雄、郑重及杨梅生、伍中豪、黄瓒、谭政、张宗逊、杨立三、韩伟等同志都在警卫团。③
  
  8月2日,警卫团奉中共中央指示从汉口赴南昌参加起义,到了江西奉新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广东,追不上了。团长卢德铭带几个人去汉口向党中央请示工作,部队交由一营营长余洒度指挥。余洒度“将不愿留团官长及反动军官分别遣散枪毙,乃绕道至修水”。到修水后余洒度联络苏先骏、余贲民召开了军事会议,对三支部队进行合编,对外称为“省防军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警卫团改为第一团,钟文璋任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师部与一团驻修水。浏阳自卫军编为第三团,苏先骏任团长,驻铜鼓。余贲民部即分补两团,还从一团调1营补入三团。收编邱国轩部编为第四团。(④)后来,罗荣桓率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200多人加入第一团。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收到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报告(⑤),知道在修水、铜鼓一带有我党可以调动的军事力量,增强了发动暴动的信心,立即召开省委会议讨论秋收暴动最后计划。决定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省委前敌委员会和以易礼容为书记的省委行动委员会。彭公达赴汉口向中央汇报,毛泽东赴湘赣边组织秋收暴动。
  
  9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召开了军事会议,听起了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人的汇报,但潘心源在汇报时把几支部队的驻地说错了。平江农民军在合编时一分为二补到一、二团去了,这支部队的建制不存在了,他说驻在修水;余洒度率师部和一团驻修水,他说成与苏先骏三团驻在铜鼓。他在会上非常自信地说,“他们对各县的情形不十分明了,因此我的发言比较多”,大概结论是第二路“平江义勇队由修水向平江进攻”,“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⑥
  
  正因为毛泽东知道余洒度部是主力,又听潘心源讲该部驻铜鼓,所以9月6日在安源向三个团下达了暴动命令后,即同潘一道赴铜鼓。如果潘心源当时告诉毛泽东余洒度师在修水,毛泽东也可能赴修水,而不是去铜鼓。
  
  秋收起义的主力军为什么会在修水聚集呢?一是地理因素,修水是湘鄂赣三省的结合部,是属于“三不管”的地方,即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地方。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其实,秋收起义爆发地用“湘鄂赣边”比“湘赣边”似更准确。二是群众基础好。大革命对这里的影响深,党的组织活跃,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高。修水人民养育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军,据陈树华回忆认为到了修水,环境不错。“算是过上了安定练兵的日子,有了兴旺的气象,也有了招兵买马的余力。”“师部第二天出发,我只记得吃了月饼就走”。据修水秋收起义纪念馆的资料反映,中共修水县党组织还在西乡农军中挑选100多名青壮年,由共产党员丁长盛、余经邦带领集体编入秋收起义队伍,又从各地动员了一批青壮年陆续参军。修水县法警队20余人亦弃暗投明,参加起义部队。全县共有200余人编入起义军。起义爆发后,这支主力部队被敌人偷袭打散后,当地党组织和群众主动帮助收拢部队和救治伤员。所以,秋收起义主力军能在修水安全聚集和顺利出发,修水地方党和人民也是做出了贡献的。
  
  二、修水是我军第一面军旗的诞生地
  
  关于我军的第一面军旗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打出来的,在我国书市上许多普通读物中也能找到答案。周克玉上将主编的《军旗、军徽、军歌》一书有“我军第一面军旗”一节,认为秋收起义时由何长工牵头设计的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红旗,就是我军的第一面军旗,“我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旗基本沿用了秋收起义时设计的军旗的式样”。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胡世宗著的《军旗、军徽、军歌的故事》一书指出,由何长工牵头设计突出表现“工农革命军”特点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这就是我军第一面军旗,这个军旗的图样,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直沿用着”。美国罗斯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中也刊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的照片,并做了说明:红色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镰刀、锤子代表工农群众。
  
  但是,我国有的权威性工具书却持否定态度。《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军旗”条目则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初创时以红旗为标准,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样式统一为长方形,红地,上缀金黄色的镰刀、锤子和五角星”。按照这一说法,我军1931年才有了带图案的军旗,1931年以前只是一块红布,自然也就否定了秋收起义打出过镰刀、斧头图案军旗的说法。
  
  历史研究不能唯书、唯上。应该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对比,得出结论。对于秋收起义是否打出了一面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应该用事实来说话。
  
  首先,有许多老将军的回忆史料为据:陈士榘撰写的《随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一文,1958年发表在《星火燎原》第1卷;王耀南撰写的回忆录《坎坷的路》,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出版;陈树华撰写的《秋收起义的片断回忆》,1987年载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书;刘先胜撰写《武装起来的安源工人》,1979年11月载《星火燎原》选编;杨立三撰写的《秋收起义中的第一团》,1979年11月载《星火燎原》选编;《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等等。这些老将军撰写的著作和文章,都谈到了秋收起义打出了一面工农革命军的军旗,有的还说是何长工等仿照前苏联红军的旗帜设计的,“鲜艳的红旗中间一枚大五角星,并且是金黄色的。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
  
  这些老前辈将自己当年所作所为、所见所闻笔录下来,在法律上也是有效的证词证言。可是,有的人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说什么“老干部写回忆录是为了往自己身上揽功”,“回忆录你抄我,我抄你,抄来抄去,不可信”,“必须有中央文件或会议记录才能算数”。这些说法是有失公允的。这些老将军身经百战,功勋赫赫,还要去编造一面军旗来揽什么功吗?他们的回忆文章,许多都是亲自撰写反复斟酌的,凭什么说互相抄呢?至于正式文件或会议记录,在起义的当时,一切处于无序状态,要像和平环境下事事都发个文件或开个会是不可能的。比如出了叛徒,马上枪毙了;毛泽东决定向井冈山进军,三湾改编等等,都是没有正式文件或会议记录,我们能否定这些事实吗?
  
  其次,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现展出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这是一面带镰刀、斧头图案的红旗。我请教过军博有关专家,他说:“这面军旗是复制品,但不是随意复制的。这是建馆时根据许多老将军的回忆制作,并经过他们认可,又经过老帅和军委领导审查批准的。军博1959年7月落成,10月1日开始预展。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同志多次前来审查,特别是周恩来总理连续审查了几个下午和晚上,逐个分馆、逐个展厅、逐块版面、逐条说明都严格把关。建馆近半个世纪,期间经过多次审查和修改,这面军旗一直展出,一直列入军博的馆藏文物清单保存着、展览着。”军事博物馆,是国家级博物馆,是搜集、鉴定、研究、展览军事革命文物的权威机关,他们对秋收起义打出这面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是持肯定态度的。
  
  其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第216页有这样的记载:“9月8日,驻在江西修水的由余洒度带领的师部及第一团,接到第三团转去的前敌委员会的通告,决定立即夺取平江,直攻长沙。师部连夜赶制有镰刀、铁锤标志的红旗一百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研究中共中央文献和我国高层领导人历史的权威机构,有一个研究室是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很显然,他们对秋收起义打出了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其四,秋收起义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号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南昌起义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打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实践证明这是很糟糕的。李立三在谈到南昌起义教训时说,“国民党在武汉愤然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革命的开始,但是还恋着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的遗训,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便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⑦。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过不久,毛泽东就在8月20日致中央的信中说“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8月21日,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虽然还强调暴动要打“革命的国民党旗号”,但提出了要“建立工农的革命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27页)。何长工等设计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就是在毛泽东提出要打“共产党的旗号”,中央提出要建立“工农革命军”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对于起义时打什么样旗帜他不会不关心的,事实上,他对于打出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是认可的、高兴的,有他在起义途中写的即兴词《西江月.秋收起义》为证: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综上所述,秋收起义打出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我们应该信其有,而不可凭空说其无。
  
  我军诞生后,称谓有过几次改动,军旗也作了几次修改。现在打的有五星和“八一”二字图案的军旗,是1949年6月才定的样式。在军事博物馆展出的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自然“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是我军最早打出的军旗,或者叫第一面军旗。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则首次在武装斗争中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我军第一面军旗从修水打出来,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再说这面军旗在修水设计制作,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起义的准备只能秘密进行。尤其是9月8日,“师部连夜赶制有镰刀、铁锤标志的红旗一百面”,时间这么紧,任务这么重,需要很多人参加,这些人又要可靠,没有修水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持是完不成的。因此,我军第一面军旗的诞生,也有修水人民的一份贡献。
  
  三、修水是秋收起义军事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活动地
   
  在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的秋收起义展台,展出了一张卢德铭的照片,照片旁边有一块写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织序列表”的铜牌,序列表列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领导班子: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四个团。这里列举的秋收起义部队的主要领导人,除了毛泽东,其它几位师的领导班子是一致的,这个班子是警卫团进驻修水后组建的,在修水活动了一个多月,为秋收暴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一是为秋收暴动做了军事力量上的准备。暴动需要军事力量,但军事力量不是一个早晨就能产生的,必须有个积累的过程,现在看来,我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作的努力为土地革命战争准备了火种和军事力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广州起义等也都是利用大革命中我党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发动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尤其是孙中山时代,开办黄埔军校,虽被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但也为我党培养了一些军事骨干,后来的北伐战争,又为我党掌握、培养、锻练军事力量提供了机会,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屠杀,从而使大革命遭到失败,但也为蒋介石的灭亡准备了掘墓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才三个多月,我党发动的南昌起义就打响了,而且南昌起义的军事力量,除了朱德的教导团,主要靠的是北伐战争中叶挺等领导的军队,秋收暴动也主要依靠大革命时期留下来的工军、农军和北伐军中的警卫团。可以说,没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许多无产阶级先驱所作的贡献,我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不可能来得这样快,取得成绩也不会这么快。
  
  警卫团奉命从武汉赴南昌参加起义时,开始是从水路顺江而下的,团长卢德铭侦知张发奎要在九江收拾这支部队时,遂决定从湖北黄颡口靠岸改从陆路进发,才为党保住了这支革命队伍。到了江西的奉新,卢德铭去中央请示工作时,部队交余洒度指挥。余虽然以后叛变了,但当时他在领导岗位上还是做了一定工作的。他一是主持召开了修水会议和山口会议,联络当时滞留在修水、铜鼓的平江、浏阳的农军,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二是坚持部队要听从中央的调动。修水尽管是个“三不管”的地方,但当时仍处于四面受敌包围,尤其是久驻十分危险。为了保存这支武装力量,他对外打出省防军的灰色旗子,枪毙了反动军官,纯洁了内部,除了派出吴会治去湖北找党中央报告外,还派出参谋人员四出活动,侦察敌情,联络同志,寻找党中央。他派家在长沙的参谋戴秋菊去侦察长沙敌情,后来成了何长工从井冈山下山寻找湖南省委的帮手。他派往湖北方向的营长刘继宋,参加了8月20日通城、崇阳农军起义,担任了起义军的参谋长,并将这支农军(罗荣桓为党代表)引到修水加入了警卫团。当时环境危险,苏先骏曾几次催他南移,他都“以未得中央命令暂缓南迁”。三是按中央的指示做好起义准备工作,随时准备出发。8月下旬,他从鄂中获得了消息,得到了中央的通告即“军部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从卢德铭找到湖北省委向警予的情况看,修水组建了第一师的编制湖北省委是批准了的,因为向警予要卢德铭赶快回部队去,并告诉他余任师长,他回去后可组织指挥部,任总指挥。当时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都在武汉,应该说这也是中央的精神。余洒度在接到中央的通告后,对部队进行了扩编,当然收编邱部是个教训;对部队进行了突击训练,当年的师参谋处长陈树华回忆“我忙于按原来所拟的快速练兵计划,作课目安排表,交部队加紧训练”;还组织了军旗设计等。
  
  正因为卢德铭、余洒度等为首的师领导班子驻修水地区一个多月时间做了这些工作,在军事准备上已经是“万事俱备”了,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也就水到渠成了。到了9月初,余洒度感到形势十分严竣,为了保存实力,部队不挪动已经不行了,真是箭在弦上。向那里挪?向湖南,他派人侦察过了,从修水到长沙敌人力量都很薄弱。所以,接到毛泽东从安源做出的起义决定后,第二天就率部宣布起义,按计划向平江进发了。这样,秋收起义首先从修水打响了。
  
  二是组织设计制作了我军第一面军旗。军旗的设计制作主要是师部领导机关的活动。参加设计的陈树华是师参谋处长,何长工是师参谋,他们本身就是师领导机关的人。没有师部领导的批准他们是不可能随便行动的。他们设计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中共中央常委会8月21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才提出“建立工农的革命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卷340页),8月23日《中央复湖南省委函》才提出“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没有师部领导人给他们传达中央的指示,是设计不出工农革命军形象的旗帜的。再说,军旗的制作过程必须由师部出面与修水地方党联系,搞到布匹和请到缝纫工。
  
  三是为起义筹集了一定的经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经费的筹备,对于起义准备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修水人民是做出了贡献的。据陈树华回忆“修水生产木材、茶叶、纸张、玉兰片,当时正是出口旺季,税收确也可观,陈毅安(师部军需处长)每天忙于数大洋,钉木箱,把箱子钉成子弹箱一样大小(里面装的是大洋),准备将来好行军。”同时“收买大量布匹,缝制军衣”。但陈毅安辛辛苦苦装钉的现大洋箱子,起义出发的第二天,碰上叛军邱国轩团的偷袭,所有的“子弹箱”都被抢跑了。
  
  秋收起义部队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在修水活动了一个多月,紧张有序地进行起义准备工作,修水地方党和人民也为秋收起义准备作出了历史贡献。

  注:
  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卷第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卷第10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卷第6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④余洒度:关于警卫团与平浏自卫军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卷第1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⑤《毛泽东年谱》上卷2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卷第4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⑦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卷4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
   
   (作者:樊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师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秋馆)